继上文楚汉相争，汉军夜渡大破楚军曹咎、司马欣于汜水，尽得楚国货略。此时攻守相易，汉军盛而楚军颓，纵使羽之神勇亦难为也。故太史公简而概之曰：“汉兵盛食多，项王兵罢食绝。”寥寥数语既交代出前文两军交战的战果，也生动描绘了楚军目前兵罢食绝的窘境。继而引出后文：“汉遣陆贾说项王，请太公”。

这其实是项、刘两家明争暗斗和综合实力之间的较量，先前项羽大败刘邦，虏太公而不还，实际上是让刘邦投鼠忌器。从军事战略的角度考量，现在汉军兵锋正盛，楚军士气衰颓岂有不乘胜追击之理？一方面古人作战讲究师出有名父为敌虏却贸然击之容易失其大义，在道德层面陷于不利地位；另一方面于人情考虑，营救父母妻儿实乃人之常情在正常不过了。

当然这一切都是建立在“汉兵盛食多，项王兵罢食绝”的军事胜利之上，项王出于休养生息的需要不得不答应刘邦的请求放太公归汉，项羽的妥协不仅是双方势力多次交锋汉军取得战略性的重要成果，也是多位使者不辱使命的努力。

此时汉虽以有天下太半，又在军事和外交上挫败项羽，但是项羽仍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和不容小觑的军事实力，其个人的勇武和独特的人格魅力也是刘邦深深忌惮的原因。昔日楚强而汉弱而项羽自矜武力没有斩草除根，以致盛衰转变、攻守易行，自身有捐躯断首之祸。如今楚弱而汉强，“此天亡楚之时也”若

趁机取之，焉知楚今日之祸不复加之于己？故张良、陈平谏之曰：“今释弗击。此所谓‘养虎自遗患’也。”张良、陈平谏多所以能成者，盖知汉王之心也。 

后由于利益分配问题韩信、彭越拒绝出兵帮助刘邦攻打项羽导致汉军大败，刘邦听从了张良的建议约定好战胜项羽后与其共分天下。相较于项羽自矜功高，刘邦虽遭背叛仍能放下身段团结各地势力，有容乃大之心正是他能反败为胜的关键因素。

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后人以此为疑兵计此不尽然，今观骚赋知楚言拗口难学非常年用之不能识，何况歌以咏之？可知汉军中必多楚人，项羽愧之于心故不肯过江见江东父老，此与衣锦昼行之盛气相去至极矣。是故夜饮帐中而慷慨悲歌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阙，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穷途末路莫过于此。

然而项羽从来不是一位沉溺于哀伤的英雄，虽事不可为却仍旧奋起反抗，斩敌数百力尽而亡。正如太史公所言：“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大抵圣贤发奋所作。”太史公被诬下狱，受尽宫刑，其忿忿不平之气育之于心而不能散之，欲借他人之口舒己之怀抱，则笔下多慷慨悲歌之士，故其文动人肺腑，铭感五内。项羽之所以至今被人们广为称道或许也正是与这种传统的文人审美有关，如“古人不复洛城东，今人还对落花风”既是这种天地中变化无常和人生短暂的感叹，也是对英雄人物落得悲剧下场的无限同情，虽时过境迁，后之览者亦将感于斯文。

最后项羽将自身的失败归咎于“天之亡我”，然“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此太史公所以非之，项羽虽有勇力然而自身却也犯下了许多致命的错误，可犹不思自省反怪罪于天以致有今日之困局，纵有擒山驾海、辗转腾挪之能亦无用也。

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人们应该顺应最高的天道行事，达到天人相生的境界，项羽所为不仅是决策上的失误，也不符合天道的运行规律，故其合法性丧失，败之固当。较之西方天传统的天命观，或者说是神命观，如俄狄浦斯王对于“弑父娶母”预言的抵抗却阴差阳错的导致了预言的实现，以及亚当夏娃偷吃禁果对于上帝的反叛，揭示了命运或神意的安排具有固定的结局，和人类对于命运不公的反叛，最后又回归到与天意的相生共处。无论是中国传统天命观，还是西方传统天命观，我们都要注重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天意自然规律相结合，以此方能内化于己，相生共存。